2018年，福州市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涉及多名犯罪嫌疑人团伙作案的案件，分管检察官李奇发现，其中13名未成年人来自单亲家庭、留守家庭、外来务工人员家庭，其余儿童也存在父母感情不睦、生计忙碌、忽视子女教育等问题。“由于缺乏亲情，这些孩子倾向于聚在一起，挤在一起取暖。”李琪说。福州市检察院希望依托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公信力和法律权威，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和公益性质，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家庭进行干预，使其意识到子女违法、父母有责任，于是开始探索制定和签发监督监护令。bbin网址
2020年12月，在福建福清召开监督监护令理论研讨会，全国四级检察机关干部、警务人员代表等80余人参加，就完善监督监护令实施机制提出建议。2021年6月1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推广监护令。丛林告诉记者，在中国，未成年子女监护教育早已被纳入家庭生活的私人领域，国家很少干预。直到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人员流动的加快，家庭监护制度原有的社会基础逐渐弱化，父母监护失职甚至侵害未成年人的悲剧性案例屡屡发生，要求国家公权力介入未成年人监护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。
2021年，义务父母教育以“家庭教育导则”的形式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，实现了义务父母教育从司法层面向立法层面的推进。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明确了国家、社会和其他有关主体为父母提供家庭教育支持和帮助的权利和义务，使民政、妇联、共青团、关系工委等与未成年人工作有关的部门联合起来，全面建立了为父母提供支持的社会体系。